孟柱亿
我32岁的那一年第一次去中国,这在我的人生经历当中是一件非常大的事。 当时韩中尚未建交,中国把韩国人和以色列人、南非人一起列为禁止入境的三种国籍的外国人,这对于热切地渴盼到中国学习、交流的汉语专业的年轻教师来说,不能不算作一种人为的障碍。
我1976年上大学开始学汉语,1980年读硕士的期间到香港中文大学进修了半年。在香港的那些日子里,无时无刻不怀揣着一个小梦想,那就是到与香港相连的中国大陆去看一看。在香港进修期间,最大的遗憾就是未能到中国大陆去看一看。而当时,除了我一个人之外,来自很多国家的学生都可以到中国大陆去。
当时,广九铁路就从香港中文大学的校园里穿过。作为从广州到九龙往返的铁路线,广九铁路在香港中文大学内设有一站,就叫大学站。很外国多同学一到周末就从大学站坐火车,经由广九铁路到中国深圳去游玩,或者到中国广州乃至中国更远的城市去游玩。
然而对我来说,边界的前一站,也就是“上水站”,是我能够走到的最远的地方。作为韩国人,我绝不能再往前走。当时香港和大陆的界限叫做“中英边界”,就像我国的南北之间的停战线或者统一前德国的东柏林和西柏林中间的铁丝网一样界限分明。
记得当年的某一天,我孤零零地站在上水站的站台上,面朝北方忧伤了很久很久。我紧咬牙关,暗暗发誓:“有朝一日,我一定要踏上中国的土地!一定要亲耳感受中国语言的真实面貌,一定要亲眼看看中国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国度!
那天我和来自世界各国的同学们一起,坐火车抵达香港上水站。火车在上水站停靠,同学们欢天喜地地熙攘着,等待着短暂的停靠之后,火车继续向北,驶向另一个叫做“中国深圳”的新天地。然而,我却只能和这些兴高采烈的同学们告别,独自下车。
我站在香港上水站的站台上,遥望苍茫的中国大陆,心中充满了酸涩和不甘,心潮澎湃,恨不得生出一双翅膀,飞身横渡,降落在那片向往和期待的土地之上。
1988年8月,我终于有机会去中国了。当时还是韩中建交四年以前的时候,中国境内连韩国的代表部都还没设立,也没有韩国到中国的航线,只能绕香港去北京。先跟以前认识的朝鲜族同胞和曾去过中国大陆的香港、台湾的朋友联系,再向他们打听要注意什么,需要带什么。做好了壮游中国的准备后,到香港去见了田小琳老师和姚德怀先生,得知这个一直想去而不能去中国的韩国人,终于如愿以偿地获得了到中国壮游的机会,两位老师热烈地祝贺,同时嘱咐我到了北京要去哪些地方、拜见哪些学者,还给几位汉语言专业的大家写了引荐信,引荐我去拜访他们。
几天之后取得了签证,签证期限为两个月。我兴奋不已,这次,终于可以圆梦中国了。离开香港时,八年前的一幕幕,展现在眼前,宛如人生的历史回放,伴随着香港澎湃的海浪,拍打着我的心房。我始终记得,1980年的那些周末,站在火车站的站台上,默默地目送火车启动,驶向那个让自己梦萦魂牵的地方。
中国之行,第一站就是北京。1988年8月7月,抵达北京。在北京开始重新认识中国,接触中国语言学界的各位学者。拿着田小琳老师和姚德怀先生写的引荐信去拜见周有光先生、朱德熙教授、林焘教授、张志公先生、陆俭明教授、吕必松教授、陈章太先生学者。 当时到中国来交流的韩国学者凤毛麟角,所以我在北京所见的学者,大都很乐意跟我交流,指点一二,这让我感到非常开心。这段时间里让我感到特别有意义是,见到了时任北京语言学院院长吕必松先生。
1984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曾经有幸与对外汉语教学的泰斗吕必松先生有过一面之缘。这一次,拜访吕必松先生热情地接待我,而且吕先生还建议我加入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当时,我还为自己是韩国人而忐忑不安,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加入世界汉语教学学会,是吕先生给了我极大的信心。吕必松先生说,世界汉语教学学会是民间组织,请我加入无妨。而且吕先生还递给我入会申请表,我当即填写了申请表,交给了世界汉语教学学会秘书处。此次中国之行结束之后,我回国没几天,就接到了通知,已被批准,正式加入世界汉语教学学会。
当时,我还请教吕必松先生,韩国的学生能不能来北京进修。我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我的学生们来中国看一看,以增强他们学习汉语的信心和兴趣。不过遗憾的是,因为当时中韩还没有建交,所以中国学校还不能对韩国学生开放。
第二站是延吉,这儿是朝鲜族同胞聚集的地方,80年代中期我在韩国通过红十字会认识的大部分同胞学者工作、居住的地方。在延边大学待的十几天里,在崔吉元教授的带领下了解了延边地区的语言使用情况和语言政策,收集了双语研究和韩汉语言对比研究的材料。还去过东北地区的几个大城市和长白山等著名风景区等。
后来回到北京时,我的旅行也快要结束了,我订好了从北京到香港的机票,准备出发,然而就在此时,北京语言学院那儿来了个通知,所以我去见了北京语言大学的崔希亮老师,这位非常年轻的崔老师,后来成为北京语言大学的校长,并且连任两届。
我们二人见面时,崔希亮老师的形象,是当时高校老师当中,十分典型也十分流行的装扮,至今还记忆犹新。崔希亮老师穿着短裤、拖鞋,站在我面前,告诉我深圳有一个汉语教学点,在深圳蛇口明华轮的“海上世界”里。崔老师的这句话,点亮了我心中那个长久以来的愿望,那就是到深圳去看一看,这让我迫切地希望在此次壮游中国结束之前,去一趟深圳。
而且我从当上汉语教师以来,一直想在中国大陆寻找一个可以接待韩国学生的汉语教学的机构。以前,我曾在1987年,带我的学生去台湾逢甲大学进行过短期汉语培训,当时,学生们的汉语在台湾突飞猛进,所以我非常希望能够带学生到中国大陆来看一看,给学生们更好的学习环境和更充足的学习动力。
然而,当时我的签证马上就要到期了,也来不及去办理延长手续了,于是崔希亮老师联系了深圳蛇口明华轮的海上世界负责人,询问他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我去明华轮上的汉语教学点参观一下。海上世界的有关负责人非常热情,说可以想办法解决入境签证,同时也很希望我能够到海上世界的教学点来考察。他们说的办法是:先到香港,然后从香港坐船到深圳来办落地签证,海上世界的有关人员负责到码头来迎接。这一消息让我欣喜若狂。
著名作家巴金说过,“我们不是只靠吃米活着”,1988年,当我的双脚,终于落在了深圳那块热土之上,我不仅仅想到了这句话,更想将这句话改为“我们还要靠痴迷活着”。
没错,正是由于对汉语言与汉文化的痴迷,使我一步步向前走,让我对自己的求学历程如痴如醉;也正是对汉语言与汉文化的兴趣和爱好让我踏上久久向往的地方。
对我来说,1988年的那一天,是自己年轻的生命中,意味深长的一天。
由于过去韩中尚未建交,对于热切地渴盼到中国学习汉语言和汉文化的韩国学生来说,自己还是通关口岸上的“被拒人群”之一,和以色列人、南非人一样,并列为中国通关口岸严禁入境的三种国籍的外国人。
虽然当时我已经是韩国京畿大学校的专职教师,并且是韩国外国语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在汉语研究和教学方面有一定的交流能力,但是因为国籍的原因,同时因为签证已经到期,难以踏上深圳那片热土。
到了香港之后,我站在香港的中港城码头上,遥望对岸苍茫的中国大陆时,心中还是充满了酸涩和不甘,不过这一次抱了必胜的决心,要横渡深圳湾,踏上蛇口的海上世界。我心潮澎湃,恨不得生出一双翅膀,飞身横渡,降落在那片向往和期待了十多年的土地之上。
我尽可能做了详尽的安排。
先联系好了深圳蛇口港海上世界的负责人,他们热烈地欢迎我到明华轮上的对外教学交流点去参观访问,并安排了海上世界的工作人员到蛇口港迎接我。
然后,我站在码头一旁,开始安静地等待,在等末班船!直觉告诉我,虽然海上世界的联系人说过,到了蛇口码头可以办落地签证,但是万一在码头上的入关口岸被拒签,就会按规定被原船遣返,如果那样的话,所有焦灼的等待和满怀期盼的激情,就全部落空了。
那么,当下,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这东风,就是香港码头开往深圳蛇口港的最后一班船。只要能坐上最后一班船,就算是被拒签,自己也可以在深圳的土地上呆上一晚,乘第二天早晨的第一班船回到香港。然而,顺利过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这次不似“偷渡”的“偷渡”,宛如坐上了过山车,一会儿爬上风尖浪口,一会儿跌落在幽深的谷底。我等到了末班船,满怀激情地横渡了深圳湾,终于到达了深圳蛇口港的客运站。我心里想,这两个月在中国的土地上已经走过不少地方了,但是论意义,这一天到深圳对我来说可不是其中的某一个地方。
开始的时候,工作人员拿着我的护照,盯着有照片的那一页反复看,看着看着,工作人员就皱起了眉头,接下来,他伸手去翻手旁一本较厚的册子,翻出一页来,仔细看了半天,最后,还是把我从下船的队伍中拉了出来,让我立在了一旁。 在蛇口港可能发生的事情当中最糟糕的事情发生了,我被护照检查处的工作人员给“揪”了出来了。
最终心情有点类似于当年在上水火车站站台上的我,我只得焦灼地站在排队过关的队伍旁,眼巴巴地看着一个又一个乘客从眼前走过,而自己,则只有忐忑地等待码头公安局的安排。
最后,除了我一个人之外,船上所有的乘客都过了关。而蛇口口岸的一位警务人员却提出,从深圳市罗湖区南面、香港新界北面的文锦渡遣返,也就是说,我连在深圳呆上一晚的机会都没有了,甚至连将两只脚在深圳的土地上好好踩一踩的机会都没有,只能在码头上直接钻进警车,返回香港。
我一听,瞬间就陷入了情绪的低谷。
然而这时,又有一位警务人员提出,按照规定,只能从到达的口岸遣返,所以不能送到罗湖,原船遣返即可。
听到这话,我松了一口气,这时,突然看见在码头上,不远处,来迎接我的海上世界的工作人员正冲我挥手,心中就又升起一丝希望。
我拼命地向不远处的那位工作人员挥手,手脚并用地“隔空”表达自己窘迫的境况,那位工作人员非常机敏,迅速回应,并掏出手机拨打电话。
没一会儿,我竟然看见一位中年男士出现在了蛇口港的码头上,这时海上世界的工作人员说,是他们公司的总经理胡先生。我的心中一阵狂喜,也许自己的梦想可以柳暗花明。
这是一次漫长而复杂的通关过程,在当时的深圳蛇口港,堪称史无前例的从外界潜入的“偷渡客”。
作为访客,我最终在没有获得落地签证的情况下,被许可踏上中国深圳的土地,并将于第二天一早,坐首班船返回香港。
更加幸运的是,这一晚不仅可以在蛇口的关口静待第二天的到来,还可以在蛇口警方工作人员的陪同下,到明华轮的对外汉语教学交流点去参观访问,并且可以在明华轮的海上世界逛一逛、吃顿较晚的晚饭,而且在明华轮的客房里住上一个晚上。
这一结果对于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千金难买的体验机会,八年前的誓言实现了!终于在这一晚,踏上了深圳的热土!
那一晚我激动万分,带着一种胜利的喜悦,站在明华轮上,笑呵呵地和身旁负责全程陪同的那位年轻的中国警察开玩笑:“你是监视我的吧?”
那位中国警察也笑呵呵地作答:“不,不,我是保护您的。”
那一晚,海上世界的美景和蛇口港的海风,让我沉醉不已,终生难忘。
八年前,那些从深圳回来的同学,带给我两把中国的扇子,几个京剧脸谱的书签,这些来自中国的礼物,曾经让我百感交集,酸涩不已。然而我感慨万千,自言自语地说,“今日我在明华轮的海上世界里,凯旋登陆了!”。这次“蛇口登陆作战”,更加鼓舞了我学习汉语、汉文化和从事教育工作的信心,增加了对汉语的兴趣,也赋予他更多的动力,去张开双臂,向另一半誓言的实现奋力搏击。
2018年9月的某一天傍晚,我在明华轮旁边的一家餐厅里就餐,看到明华轮就用手机拍了几张照片,发给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储诚志教授。前不久在一次的国际研讨会上跟储教授聊天时,知道海上世界明华轮上的汉语教学项目是储教授策划的,不过很可惜1989年由于天安门事件的影响取消了该项目计划。原来这个世界真是小世界!
我发送照片时还发了短信,“储老师,昨天有机会到深圳,特地去海上世界回顾了一下三十年前的事情,这三十年的变化可大了。那个时候停泊在海岸的明华轮,现在是在陆上的湖水之中。明华轮的左边已经是一排排的高楼大厦。真是桑田沧海的故事了。”。
【孟柱亿教授】全球华语教研百人会会长。韩国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语言大学、延边大学、香港教育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等多所大学客座教授。曾任亚太地区国际汉语教学学会会长,世界汉语教育史学会副会长。韩国外国语大学BK21新汉中文化战略事业团团长,韩国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院长,韩国外国语大学外国语研修评价院院长,韩国外国语大学外国语教育研究所所长,韩国中国言语学会会长,韩国中国语教育学会会长,韩国外国语大学孔子学院首任外方院长,韩国孔子学院联合会会长等职。
研究方向: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跨文化交际,翻译学,汉语语音学。
*经孟柱億教授本人授权,全球华语教研百人会网站 “故事与见证”栏目于2021年11月6日发布
编审:周小兵 信世昌
编辑:郑丽杰